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测试与评价

面对供给侧结构改革，很多传统职业逐渐消亡，新兴的融合性职业不断衍生[1]。智能化社会化的生产己经逐步抛弃对过多劳动力的偏好，转而需求更高端的生产技能或技术以获取较高的生产力[2]；机器换人缺的不是机器，而是管护机器的人[3]。供给侧改革呼唤新时代农民工及时转型、提升就业能力并与产业转型升级人才需求相匹配，因此，正确测试、认识和评价农民工就业能力，找准补足“短板”的有效措施成当务之急。

1 供给侧改革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设计

国外学者对就业能力构成要素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提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把就业能力分解成了若干个可操作性的就业技能指标。国内学者罗恩立[4]在系统梳理西方就业能力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劳动力就业特点，就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利用层次分析和特尔斐咨询法构建了包括微观、中观、宏观3个一级指标，教育与技能、家庭环境等9个二级指标，个体受教育程度、父母教育、培训的政府支持等25个三级指标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刘叶云等[5]依然参照Fugate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人力资本层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最大，指出提高劳动力自身素质和职业认同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点。该研究认为，评价供给侧改革中的农民工就业能力，不仅要考察农民工已掌握知识技能和熟练程度，更要考察农民工的市场适应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和知识更新应用能力等[4]，并以罗恩立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了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

1.1 微观就业能力微观就业能力即指个人就业能力，是指劳动者个人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是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包括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和应具备的良好意志品质。微观就业能力不足是农民工先天短板，也是适应供给侧改革需要着力提升的能力。从微观层次上可以分为教育与技能基础、技能掌握程度、知识技能更新能力3个二级指标。

1.1.1教育与技能基础。传统的劳动供给曲线假定劳动是同质的，无法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年代，认为劳动具有异质性特点。劳动异质性源于劳动力供给侧进行初始人力资本投资，初始投资的区别决定就业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生产力。农民工就业前也有教育和技能投资，但初始的人力资本投资都严重不足。

(1)接受教育程度。该指标主要是指农民工供给侧改革之前接受基础教育程度。

(2)技术专长。该指标主要是指农民工供给侧改革之前掌握的专业技能种类和取得的技术等级。

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级别是劳动力市场需求方对劳动者进行能力甄别的关键指标。

(3)职业培训。主要指农民工供给侧改革之前为获取劳动技能和更新劳动技能而参与的各种类型培训。是农民工更新技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民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

1.1.2技能掌握程度。有一定专业基础，又有熟练操作技能的一线技工，能理实一体、融会贯通，用活技能并能在实践中改革创新的农民工在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中保持和获得工作能力强。该指标主要分为3个具体指标。

(1)生产技术熟练程度。该指标主要是指农民工供给侧改革之前就业过程中，对其掌握的技能运用的熟练程度，熟练程度越高、工作质量越好，减员的机会越少，就业能力越强。

(2)生产技术理论掌握情况。该指标主要是指农民工供给侧改革之前就业过程中，对其掌握的技能理论知识掌握和运用的程度，掌握程度越高，拓展创新能力越强，就业空间越大。

(3)生产技术改进与创新。该指标主要是指农民工供给侧改革之前就业过程中，对其从事的工种技术改进建议和技术创新情况，技术革新、创新思路越多，能为生产带来效益越多，就业能力越强。

1.1.3知识技能更新能力。面对供给侧结构改革，很多传统职业逐渐消亡，新兴的融合性职业不断衍生，职业人在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流动成为必然，数以亿计的现行农民工掌握的职业理论和技能远远达不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对现代产业工人的要求，择业者只有按职业所需的职业劳动素质及时开发自己潜能，及时获取新知识、更新技能，有效提高就业能力才不会在供给侧改革中落伍。从目前调查来看，我国农民工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来源于4个方面[6]。

文章来源：《中国测试》 网址: http://www.zgcszzs.cn/qikandaodu/2021/0118/498.html